我所在的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门从事古脊椎动物学与古人类学研究。而我，是一名从事古遗传学研究的科研人员。

　　近年来，通过大量实验探索和大规模的基因(DNA)分析研究，我和团队取得许多突破性进展，破译东亚最古老的现代人基因组、东亚特有适应性基因的选择机制等研究，填补了世界古人群遗传历史里所缺失的中国篇章，推动我国古遗传学研究进入世界前列。

　　经常有人问，“你的研究有什么用”。2020年9月11日，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我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这些年常被问到的这个问题。总书记指出：“对冷门怎么看？按一般概念，一些冷门的东西没有用。这种认识可能把一个领域的事业耽搁了。做科研事业的评估，要有长远的眼光、世界的眼光、科学的眼光。”这给了我们这些从事“冷门”基础研究的科技工作者极大的鼓舞。

　　与困难博弈，与时间赛跑，科研工作很苦，有时还很寂寞，支撑我们走下来的是对科研“无人区”的好奇心，是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工作者，我甘愿把古遗传学研究的“冷板凳”坐热。

　　近年来，我先后领衔开展了西伯利亚西部4.5万年前的现代人基因组研究、东亚人群几万年来的古基因组系列研究等，这些研究破解了东亚尤其是中国古代人类遗传、演化、适应方面的重要信息，为解答中国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等问题提供了启示。2016年，我被《自然》杂志评选为“中国十大科学之星”之一。

　　“做老实人、探前沿事”，这是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所训，也是我激励自己的格言。新时代新征程，我将带领团队进一步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找准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以源源不断的原创性科研成果，回应党和人民的重托与期许。

　　(本报记者罗旭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