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老人追忆抗战:爷爷救了美国飞行员 事迹被改编成电影

 

　　宁死不松口，保护美国飞行员，保护乡亲们

　　托勒特是转移走了，但灾祸降临到了临浦村大绞圈宅的村民们头上。

　　战机坠毁当天，日本宪兵队很快就赶到了现场，但没找到瓜地里的托勒特，大肆搜索后只发现了飞机残骸。之后，日本兵找村民盘问，也没有得到任何线索。事实上，担任保长的薛和尚早就和村民打了招呼：救美国军人的事，谁也不能对外透露。

　　日本兵并不甘心。第二天，日方派出了大批便衣人员四处打听，村民见到不熟悉的人都想方设法绕道走。第三天，日本兵见软的不行，开始来硬的，在临浦村村头架起了机枪，把村里百姓赶到一起，开始恐吓打骂，几个村民被倒吊在树上反复拷问。“父亲说，当时日本鬼子砍了几根很粗的竹子用来打人，硬生生把一根青竹打烂，打成了一丝丝竹条束。”薛雨亭的儿子薛金德说。当时，一个新郎正巧来村里迎亲，被日本兵打得瘫在地上，只能坐着迎新娘的花轿回了家。

　　尽管这样，日本兵还是一无所获。此后，日军找了几个会讲浦东话的便衣，潜伏在村口茶馆打听消息。最终，两个贪财的村民中了圈套，供出了薛和尚和他的侄子薛镜如。当年1月27日，日本宪兵队再次来到临浦村，抓走了薛和尚和薛镜如。那年，薛镜如只有14岁，如今他的儿子也已近60岁。

　　在10年前的一次采访中，薛镜如曾讲述过那段经历。那天清晨，日本兵就把他和大伯薛和尚带走上了汽艇，目的地是位于东昌路的日本宪兵队队部。“大伯一听要去东昌路，脸色铁青，一路上连话也不说。”

　　当天下午到了宪兵队，年纪尚幼的薛镜如被扔在了牢房，薛和尚被带走。到了晚上，薛镜如迷迷糊糊间听到牢房门有声响，急忙冲过去看。“大伯浑身衣衫破烂，血肉模糊，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要扶着牢门才能站住。”没过多久，薛和尚又被拉了出去。“我很害怕，不知道会怎么样。很晚的时候，大伯又被送回牢房了，身上没一处好肉，已经没法说话，不久后就咽气了。”之后，薛镜如也遭到了日本兵的毒打，先是用棍子，后来见他挣扎，就用皮鞋踩着他的脚再打。所幸，由于薛镜如只有14岁，日本兵见问不出个所以然，就把他放了。

　　长大后，薛镜如不仅感叹自己“捡回一条命”，对大伯薛和尚也越来越敬佩和感激。“大伯宁死也不松口，不只是保护美国飞行员，也是保护乡亲们。如果日本兵知道村里人救了美国大兵，全村人都得遭殃。”

　　这些年，我们新四军一直在这里坚持斗争！

　　托勒特到了新四军淞沪支队，支队部卫生室的卫生员陈亚男、俞叔平等就给他消毒和包扎伤口，并给他喂药。托勒特信奉上帝，包扎伤口时不小心碰到了痛处，他就猛地站起来，闭住双眼做祷告。

　　当时，中共淞沪地委组织部长金子明和淞沪支队秘书鲍季良会讲英语，就和托勒特攀谈起来。那段时间，国际社会对国民党了解比较多，而对于共产党则知之甚少，因此对于托勒特来说，在他的心里有太多的疑团：眼前的这些官兵到底是什么属性？他们在抗击日本人的过程中又发挥着什么作用？托勒特直言，自己并不知道“新四军”，在登机起飞前，队长告诉他如果遇到不测，可以飞到郊区再跳伞，会有国民党部队来接应。金子明笑笑：“这些年，我们新四军一直在这里坚持斗争！”

　　交谈中，托勒特也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当年22岁的他，出生于美国阿肯色州，是家中独子，大学读了一年书，学的是机械工程。1943年他参加了空军训练，次年11月来中国作战。到出事为止，他已经参战13次。

　　考虑到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不同，淞沪支队给托勒特提供了尽可能多的方便。中国地方志专家库专家、原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姚金祥介绍，当时托勒特没有合适的衣服更换，只能每天穿着美军飞行服，很容易暴露目标，部队就专门为他缝制中式服装。托勒特不喝开水只喝过滤水，不吃大米饭要吃面包，部队都尽量满足。甚至托勒特想吃黄油，部队也通过关系去上海市区给他弄来，还派人到南汇新场镇给他买肉罐头、咖啡。托勒特也慷慨地把跳伞时带下来的淡奶、巧克力等分给新四军战士们吃，还把降落伞改成了蚊帐，送给战士们。渐渐熟悉之后，托勒特经常到淞沪支队的战地医务室去玩，教几位战士学习简单的英语会话，如“同志”、“您好”、“谢谢”等日常用语，新四军战士则教他跳秧歌舞。

　　在浦东，托勒特随淞沪支队活动了一周后，支队部决定将他送到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临走时，托勒特恋恋不舍，取出自己身上的东西和支队部的同志做交换：他把自己的手枪换了一支毛瑟枪，把一个夜光指南针送给了金子明，把一只塑料火柴盒及剩余的几根火柴，和支队里抽烟的同志交换成了中国的火柴盒和火柴：“每当我以后引火抽烟时，我就会想起你们的。”在金子明等十七八位指战员的护送下，托勒特乘船从南汇的一个海角下海，渡过杭州湾，1月28日晚安全抵达设在四明山区梁弄的浙东纵队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