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市民历时2年自费40万拍摄日军大屠杀纪录片(图)

　　刘昌言(左二)和摄制组成员正在采访三灶大屠杀幸存者。受访者供图

　　摄制组成员

 

　　历时两年多、自费40多万元，珠海市民拍日军大屠杀纪录片

　　历时两年多，行程两万余公里，自费40多万元——一部由珠海市民自费拍摄的记录日军三灶大屠杀的纪录片《三灶1938》昨晚在珠海电视台公映，稍后还将在上海、广州等全国70个城市电视台播出。

　　国内纪录片资深人士、全国城市电视台新闻委员会前主任罗远峰盛赞，这是近年华南地区难得一见的纪录片佳作，“精品中的精品”。2014年国际纪录片制作奖得主李林也称赞，“太震撼了”。更重要的是，观看样片时，不少观众感动落泪。

　　你可能想象不到，这样一部纪录片的主创人员，是群没有多少纪录片功底的“菜鸟”———两个中学教师、一个退伍军人、两个记者，还有二十多名三灶当地的中学生。这群看似毫不相关的人花了两年多时间，用双脚走访珠海日军罪行遗址，用镜头记录40多名日军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忆，拍出了一部令文史专家和业内人士都为之惊艳的“大片”。

　　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纪录片？一群“菜鸟”又是如何走到一起拍片的？

　　《三灶1938》

　　“摄制组”

　　●刘昌言(中学教师)

　　●华跃进(中学教师)

　　●张宏强(退伍军人)

　　●关欣(电视台记者)

　　●周野(纪录片编导)

　　●曹惠仪(杂志记者)

　　●20多位初中生

　　教师刘昌言：为挣钱兼职当爆料人

　　“我原以为三灶日据历史已研究了几十年，肯定很透彻了，实地走访才发现还是有不少遗漏。”

　　从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师，到将在全国公映的纪录片《三灶1938》的制片人，35岁的刘昌言这一次“玩大了”。

　　2013年5月，身为珠海三灶海岸中学思想品德老师的刘昌言，对大半个世纪前发生在珠海三灶的日军大屠杀所知并不多，仅限于百度百科上的一段简述，“日军占据三灶，奴役当地百姓修筑机场，作为侵略华南的军事基地，8年杀害三灶同胞2891人、饿死3500人，还将从朝鲜、台湾以及万山、横琴等地抓来修机场的3000多名民工秘密杀害”。

　　一天，刘昌言从报纸上看到国务院核定三灶“文人坟”、慰安所、碉堡等多处侵华日军罪行遗迹为全国第七批重点文保单位的消息，他随口在课堂上问学生们是否知道这些遗迹。令他诧异的是，台下土生土长的三灶00后们竟无一人能应答。

　　不久，刘昌言在课堂上讲到南京大屠杀，一个学生突然提问：“侵华日军在三灶岛也搞过大屠杀，岛上的人快被杀光了”，还称他的爷爷奶奶都亲历这段历史，“为何课本上却没有提到？”这次语塞的是刘昌言。

　　“我当时很受触动，决心把列入国家文保的三灶日军罪行遗迹实地走一遍，用镜头记录下来，在课堂上放给学生看”，刘昌言制作纪录片的初衷就来自这个简单的念头。

　　当时刘昌言找到同事、58岁的金海岸中学生物教师华跃进。两人一拍即合。之后每个周末，他们自费到三灶各地寻访日军罪行遗迹拍摄，拍摄用的器材也简陋，就是一部3000多元的傻瓜相机。白天拍完，晚上在电脑上一看，照片清晰度很一般，刘昌言决定买台有高清拍摄功能的全画幅相机，但遭到家人反对。

　　“每个周末我都在外面跑，没时间带小孩，家里人本就有意见，我要花钱买设备他们当然不同意，只好自己想办法”，刘昌言说，由于经常在外面跑，看到不少突发事件和新鲜事，他干脆给媒体报料挣报料费。

　　这一年，他成了珠海本地多家媒体的明星报料人。“一年提供几十条线索，一条线索同时报给几家媒体，一条报料报酬最少80元，几家同时刊登就有好几百元”，一名熟悉刘昌言的本地媒体人说。

　　2013年底，刘昌言凑齐1.4万多块，买了新的拍摄设备。而本来只打算“小打小闹”的他也渐渐改变最初的想法。

　　“我原以为三灶日据历史已研究了几十年，肯定很透彻了，实地走访才发现还是有不少遗漏”，刘昌言说，他让本地老人带他拍摄已公布并列入文保单位的日本侵华遗迹，很多村民反映，还有部分同类或相似的日军遗迹由于地处偏僻，未被列入文保单位。

　　刘昌言和华跃进一路寻访，果真在三灶云帽山、轿顶山等处发现日军遗留下的碉堡。在村民指引下，他们还在当地海澄村发现此前未发现的日军慰安所宿舍、“大日本联合陆战队本部”旧址及曾被日军征用作为“兵营”的莫氏洋楼等。在他们的呼吁下，“大日本联合陆战队本部”和“莫氏洋楼”今年6月已被珠海市住建局列入首批历史建筑名单。

　　退伍老兵张宏强：妻子怪他不务正业

　　当时34岁的张宏强刚从部队复员，工作还没着落，家人对他掺合寻访的举动很不满，张宏强笑嘻嘻说自己做的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工作可以以后再找。

　　当刘昌言埋头寻访遗迹时，2013年11月，和他同住一个小区的张宏强偶然与他结识，听说他正在调查日军罪行遗迹后，萌生了强烈兴趣，加入到该团队，主要负责开车。

　　当时34岁的张宏强刚从部队复员，工作还没着落，家人对他掺合寻访的举动很不满。妻子责怪他不务正业，张宏强笑嘻嘻说自己做的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工作可以以后再找。

　　此时，这个三人团队已不只是拍摄遗迹，还开始寻访三灶日军大屠杀幸存者。

　　寻访幸存者的动议最早由刘昌言提出。他认为，简单拍摄遗迹太枯燥、呆板，应该找亲历的老人介绍每个遗迹的故事，这样给学生授课时才更生动。华跃进认为，事隔多年，老人们的记忆或许已模糊，既要回顾历史，就要尽可能找到更多的老人，互相佐证。

　　工作陡然变得繁重起来，难题也接踵而至。哪些老人是当年三灶大屠杀的幸存者？如今他们何在？还保有当年的回忆吗？

　　刘昌言后来找到他曾经的学生、海澄社工站站长何日燕。海澄村是三灶日据时期日军奴化统治的核心区域、日军机场所在地，幸存者较多，而由于工作关系，何日燕掌握几乎所有老人的信息。

　　但当刘昌言他们找上门时，幸存的老人们态度不一，有的欢迎，侃侃而谈；有的十分警惕，担心说错话不愿开口；也有的老人的子女反对，认为大半个世纪前的屠杀太血腥，不愿再揭疮疤。

　　为了消除老人和其家人的戒备心理，团队成员们发起“人情攻势”，带着米和手信上门，与老人们渐渐拉近了距离。

　　由于没有经验，“摄制组”成员们经常需要重复采访，一个老人平均要访问五六遍，最多的十来遍，以至于原本开明的受访者家属也有些不耐烦。张宏强说，也有很多幸存老人因时隔久远，对于当年的事记得不甚清楚，需要反复提醒，还有的因经历太惨痛，起初逃避不愿多说，需要一次次打开他们的心房和记忆闸门。

　　随着调查深入，拍摄团队的开销越来越大。2014年初，拍摄计划面临夭折，身为致公党党员的刘昌言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到珠海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珠海市委主委刘青华。

　　得知他们的拍摄计划，刘青华表示要发动热心党员支持。考虑到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他还提议将拍摄素材做成纪录片，“幸存者已经年迈，若不及时将他们的声音、记忆保存下来，就会消失，那将是很大的损失”。该计划后来也得到致公党中央和致公党广东省委会的支持。

　　拍纪录片的想法虽好，但一台相机显然无法胜任。致公党珠海市委会的党员们挤出经费“接济”拍摄团队，并捐款为他们购置摄影机和录音设备。

　　制作纪录片还涉及后期剪辑制作，这群从未学过摄影、半路出家的“菜鸟”别说剪辑，连纪录片的拍摄手法、构思都不清楚。度过了焦虑的2013年春节后，2014年初，刘昌言他们找到此前探访幸存老人时遇到的珠海电视台记者关欣。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哪怕不挣一分钱也要参与”，关欣说。至此，一个只有一个专业记者，三个“菜鸟”的纪录片制作团队成立了。

　　最开始，很多人并不看好他们。张宏强说，他们曾向一些部门求助，希望对方提供相关历史史料，作为他们寻访老人、拍摄纪录片的素材，但常遭到拒绝，“有的人直接嘲讽我们就是一群业余的，搞不成”。

　　20多个中学生：必不可少的“特邀翻译”

　　幸存者们的回忆本身就是一部最鲜活的教材。曹惠仪在整理录音时，常常被回忆者的经历感染到泪流满面。

　　刘昌言说，寻访中，不少幸存老人虽健在，但身体状况普遍不好，随着拍摄的深入，摄制团队的紧迫感也越发强烈，“有时晚去几天，可能人就不在了”。

　　拍摄中，语言关是另一大挑战。刘昌言、华跃进、关欣等人老家都在外地，虽在珠海工作多年，但只是粗通粤语，而受访幸存者，最小的80多岁，年长者逾百岁，讲的都是本地土话。

　　“不少老人口齿含糊，上门拍摄基本听不懂”，刘昌言说，他只能请来自己的学生充当翻译。现年23岁、广州一家杂志的记者曹惠仪就是当时最主要的翻译之一。

　　2014年初开始，几乎每个周末，曹惠仪都会从广州赶回三灶，参与纪录片摄制。尽管是本地人，但由于隔了几代，曹惠仪与当年大屠杀的幸存老人们的口音还是有细微差别，加上老人们听力普遍不好，摄制组一提问，曹惠仪翻译时都要把嘴凑到老人耳边扯开嗓子问，一个问题总要反复说好几次，一次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下来，她的嗓子都哑了。

　　一个周末通常要采访好几个老人，过去两年，曹惠仪几乎没有自己的周末。每次采访完老人，两三个小时的录音，曹惠仪还要整理翻译，以方便后期剪辑制作。

　　由于工作量太繁重，刘昌言又发动更多学生加入，将采访化整为零，每人负责翻译一段。至纪录片完成，参与翻译的学生有20多人，除曹惠仪等已毕业的学生，其他均是在校初中生。

　　幸存者们的回忆本身就是一部最鲜活的教材。曹惠仪在整理录音时，常常被感染到泪流满面。

　　87岁的幸存者谭正堂曾回忆本地女性遭日军强暴的细节。他说，日军曾跟着一条狗找到村里的一间房，“当时我和四五个阿婆在那里坐，其中一个阿婆的孙女，只有十四岁左右，几个日军进来后，就拉她进那个房间。她只有十四五岁，(叫)阿婆啊不要啊，四个日军啊……”。

　　后来在整理这段视频录音时，曹惠仪一度情绪失控。58岁的华跃进也情难自抑，几度泪奔。

　　饱蘸血泪的回忆构成这部纪录片的主色调。今年80岁的三灶镇圣堂村居民唐添娣回忆，1938年，日军在三灶大屠杀时，才三岁的她随母亲在山上躲了一个多月才保住性命。

　　“没有东西吃，只有吃树叶，时不时妈妈不知从哪煲点水给我喝，就喝点水，这样我就没有哭，哭的话早就被掐死了”，唐添娣说，当时日军搜山不止，为了避免小孩啼哭暴露行踪，人们只好忍痛将小孩用背带勒死，或用藤子绑死，有的把小孩推到水坑，在身上放上石头，直到孩子不动了。

　　40多位老人们的回忆，跨越了时间的洪流与代沟。后来在观看样片时，不光拍摄人员，许多观影者忍不住红了眼眶。

　　电视台编导周野：倒贴钱也要干

　　周野一个人就赔了4万多。但他认为，比起这些，将那些年迈的抗日战争幸存者的记忆保留下来，意义是无价的。

　　2015年2月，纪录片进入后期制作，珠海电视台编导周野加入，他是让这部纪录片最终走向全国的推手之一。

　　48岁的周野，早年参军，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指导多部纪录片拍摄。去年9月，珠海金湾区官方就刘昌言拍摄三灶日军大屠杀纪录片举行座谈会，他作为专家出席，因而与刘昌言结识。

　　早在2013年，全国城市电视台新闻委员会前主任罗远峰就曾向周野提议，拍摄有关三灶大屠杀的纪录片非常重要。周野说，他最初曾设想把珠海电视台此前拍摄过的一些有关大屠杀的片子直接拿来用，但后来看到刘昌言他们采访的素材眼前一亮，认为比电视台原来的片子素材丰富得多，“我当时就希望合作，即便倒贴钱，我也要干”。

　　最初，摄制组对周野加入的请求并不“感冒”。“我们觉得素材都快拍完了，只剩后期剪辑，你现在加入不是来摘桃子的吗？”张宏强对自己当初的反感毫不掩饰。

　　2015年2月，仅有一个专业电视记者的他们，要独立完成一部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力有不逮。这时他们想到了周野。“我加入”，起初被拒绝的周野没有犹豫，全权接手了后期制作的苦差事。

　　因为“这个工作太重要，自己不放心”，周野选择了亲力亲为。40多个幸存老人的采访、400多个小时的录像、4万多张图片、十几万字的采访录音，周野反复看了三四十遍，“用哪段、不用哪段，都要反复衡量”。

　　后期制作不顺时，幸存者的回忆也成了周野的精神支柱。

　　片子中记录的幸存者李义兴一家，十口人有六个被日军杀害，他和妹妹、妈妈逃难到山上，因为妹妹又冷又饿一直哭，母亲担心妹妹把日本兵引来连累乡亲，狠心掐死了妹妹。周野说，每次看到这段，他都很受触动，流泪给自己打气。

　　4个多月的后期完成后，纪录片完成，分《三灶大屠杀》、《秘密基地的罪恶》上下两章，总片长60分钟。“此前的版本有90分钟，分三章，但因大大超标被删减成两期”，周野说。

　　令周野骄傲的是，全国70个地方台选送的抗战纪录片几乎都是一集，只有珠海、石家庄、广州等地的纪录片有两集，“广州是大城市，石家庄有卢沟桥事变，他们的纪录片有两集正常，但三灶大屠杀能占两集，比上海台还多，是因为我们的质量过硬”。

　　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刘昌言、张宏强这群历史“门外汉”也成为了专家。他们发现了珠海唯一还活着的日军“慰安所”见证人，曾在三灶日军医院工作过的保健医生钟泉；找到了首份由三灶日军呈报上级的机密军事文件———《三灶岛特报》等，填补了多个珠海乃至国内研究三灶日军侵略史的空白。

　　广州电视台副台长涂布等看完样片后，赞叹“这里90%以上都是干货，对历史有价值，有文献价值”。

　　今年6月，由珠海市委宣传部组织相关文史专家的审核看片座谈会上，观者直呼“震撼”，当场通过初审。还有纪录片专家感慨，这部纪录片起码是上百万的大制作，没想到是几个市民拍出来的。

　　在好评的背后，却是负债累累。刘昌言说，整个纪录片是公益拍摄，不计人工，两年多来的各种成本约40万元，行程超过2万多公里，除去致公党的资助和社会各界募捐，团队成员还倒贴了十几万元。

　　周野一个人就赔了4万多。但他认为，比起这些，将那些年迈的抗日战争幸存者的记忆保留下来，意义是无价的。

　　而纪录片在电视台公映并非创作者的终极目标。刘昌言说，他们接下来的计划是集资到日本寻找当年日本三灶移民团成员，让日本人讲述这段历史，“我们要让纪录片更权威，不能只有我们自己的声音”。

　　画外音

　　3名受访幸存者已去世

　　由于纪录片《三灶1938》中的不少幸存者年事已高，昨日该片首映时，3名受访老人已去世，其中就有86岁的陈达。

　　陈达曾是广东抗日游击队员，三灶沦陷时年龄尚幼，逃难到附近躲避，他是1941年2月日军高层、海军大将大角岑生在三灶机场附近的黄杨山坠亡的间接见证者之一。

　　另一位老人曾华养也在纪录片公映前三个多月离开人世。

　　76年前，曾华养的父亲曾达晃与数十名逃难在外的村民组成游击队，潜回三灶端掉了日军一个哨所，冲在最前的曾达晃不幸中弹牺牲。由于当时表彰其父亲的是民国政府，曾华养有顾虑，多年来一直将此事深藏在内心，直到摄制团队找上门来他才公开。今年1月初他又向摄制组和媒体求助，希望为父亲申报烈士称号。但就在珠海市民政部门组织专家调研，确认其父英勇抗日的事迹并着手申报后不久，曾华养于今年3月因病抱憾去世，未能圆梦。

　　同样出现在纪录片中的李义兴老人也已过世。1938年三灶日军实施大屠杀时，李义兴12岁。日军进村扫荡后，李义兴一家包括爷爷奶奶共10人有6人被害。其因为身材矮小，在集体屠杀时被前面的尸体压倒在地，侥幸未中枪。

　　2009年，李义兴在日本N H K录制的反思二战纪录片《日本海军战败反省会———400小时的证言》中讲述了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刘昌言说，他们在拍摄时曾希望回访李义兴，但家人告知老人已去世，后来无奈只能引用了老人在日本纪录片中的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