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体制改革被视为中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重头戏”，在2014这一“全面深化改革元年”被寄予厚望。人们期待通过改革使国家“钱袋子”更加透明，化解若隐若现的地方债风险，给企业减轻负担，让民生获得更多保障。

　　对这些期待，官方回应以雄心勃勃的目标、任务清单、时间表和路线图。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财税体制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重点推进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消费税、资源税等税收制度，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到2016年应完成重点工作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但要真正推进这一“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惊心动魄”的改革绝非易事。分析人士认为，财税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与经济同步的政治改革，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深入调整。

　　正如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所言，财税体制改革“不仅仅是财税部门的改革，财税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涉及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难度可想而知。

　　对此，中国官方亦有清醒认识。习近平曾直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利益调整难度大，落实工作任务艰巨而繁重。

　　在此情况下，中国没有发起“冲刺”试图一蹴而就，而是选择了“小步快走”的改革策略。

　　小步快走，体现在保持“耐力”，持续推进。2014年以来，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在官方密集行动下稳步向前。预算法修正案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不到两月，国务院即发布《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公布了改革的基本内容、方向和措施，将改革推向深入。

　　针对地方债问题，决策层一面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规举债，持续收紧地方债管控“紧箍咒”，一面不断强化市场约束，让地方债“由暗转明”。从5月允许北京、上海、广东等10个试点省市小额度自发自还地方债，到8月修订预算法赋予地方有条件举债权限；从10月提出建立“借、用、还”一体化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明确中央不为地方政府还债“兜底”，到全面清理甄别存量债务摸清地方债“家底”，2014年以来，官方在疏堵结合防控风险上动作频频。

　　小步快走，还体现在把握推出各项改革的时机和力度。两次小幅上调成品油消费税均选在国际油价持续大跌之际，税额提高幅度与油价下跌幅度互相抵消，不致成为“不能承受之重”；将煤炭资源税从量定额计征改为从价计征，也正值煤炭行业陷入产销量双双下降、价格不振的低谷之时，既减轻了企业负担，也不会显著推高煤价。

　　世界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吴卓瑾指出，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力度“令人鼓舞”。

　　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将2015年定义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要求“狠抓攻坚改革”。定调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改革开放，“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过深水区”。

　　楼继伟表示，2014-2015年是推行财税改革的关键时期。有理由相信，2015年，中国财税制度改革将进一步提速。